Always summer, always alone, fruit always ripe.
觥筹交错
1999年,明楼最后一次来到伦敦。他对这座城市怀着诡异的情绪,毕竟门房先生与市长先生他始终分不清,除了骑马穿斗篷的时候。
有句话说得好,英国人跟法国人在一起时,嘲笑德国人,英国人跟德国人在一起时,嘲笑法国人,英国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都在时,嘲笑花旗子民。总而言之,伦敦人民热衷于嘲讽一切“乡巴佬”,不列颠人民热衷于嘲讽一切“世界公民”。
但某些嘲讽已经趋于调侃的稀松平常,这是多么可爱的政治觉悟啊!
明诚在1980年代曾做过艺术史客座教师,同时对喜剧有一定研究,托老友的福,他在剑桥讲完了潘趣的故事与浅绛山水。会有学生迷恋他身上的香水味道和那句“我和我的室友住在一起”的玩笑,但军校不是白上的,特务不是白干的,老男人的神奇魅力见于岁月抹去的,而非留下的。
在有人问起所谓室友和过往经历时,明诚举手莞尔,褶子迷人极了:“私以为现在我算半个剑桥人?”
哄堂大笑。
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在你以为“操你的,我是个体面人”时,它会给你一个微笑,回答:“是操你的”。
1983年的6月,两个七旬老人坐在贝克街上的一家酒吧,吃简餐看球赛,照例有同志骄傲大游行,姑娘小伙儿为了他们爱人的权利与爱人高声呼喊着,一路有人加入,年老与年少似乎没了界限。明楼一直在微笑,他破例多喝了点啤酒,明诚默默克扣了他的薯条和橄榄。
“我觉得有一天,那个关于剑桥的玩笑可以终止了。”明楼说。
“你觉得咱们等得到么?”明诚说,他看着漂亮的小伙子穿着皮质丁字裤,扭了过去,这是一个勇敢的社区警察。明诚认得他,就是这个短发整齐,非常男人味的孩子把他忘在哪里的买菜车和钱包找了回来。
“或许。”明楼说,“这也是一场革命,革命者永不会缺席。”
显然他也注意到这个孩子,一个警察,大洋彼端的同僚还在担当“镇压者”的角色,而他已经丢掉了饭碗,接纳了本性。
豁出去是一种美好而血淋淋的愿景。
荧光色的布料和重金属摇滚让明楼脑仁儿疼,感觉像圣诞清晨的苏格兰风笛碾压过耳膜,而花呢裙男人要求和你共猎一头鹿。
酒吧里传来欢呼和嘘声,一半为了电视里的球赛,另一半为了电视外的游行。
“接个吻吧,明先生。”明诚笑一笑,他的眉毛已经白了一半,头发却依旧乌黑。
“接个吻呀,明先生。”明楼揽过来他的爱人,轻轻亲了他一下。
“我说过,是英国水土不好,这才影响到我的毛囊。”
千禧年前的一个星期,两位耄耋之龄的先生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茶桌前,戴爵士帽的先生轻声申辩着,他的眼睛清澈得不像话。
“喝茶喝茶,”围了厚厚一条条纹围巾的先生端着茶碟,手止不住地颤抖,他打哈哈,“阿诚啊,还不如说是风水不好使然呢。”
“以后再也不来了。”眼睛漂亮的先生说,“头发越来越少,简直像伦敦填埋的河流。”
“唯物主义啊,”像只慧黠老猫的那位说,“不过,反正见了老朋友。”
他们看着对方,想起久远的上海,清晨的咸浆清香与午夜的玫瑰馥郁。
“我不是嫉妒好伐,汪曼春亲你,同我哪里关系?”爵士帽先生说,他的褶子也遮不住少年般的红晕。
故人的名字终于解除禁忌,无论好的坏的,入土为安罢。
“成成成,”围巾先生点头称是,“我爱你好不啦?”
旧时代的银杯装满酒浆与泪水,现在盛着柔和的灯光与目光。
摸鱼和玩不烂的老梗,叹息。
森田疗法或许有用?